稍微上点岁数的人，都听说过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那场会议，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算大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会议，正是这次会议后，彭德怀基本上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，直到1974年在病逝，享年76岁，否则，凭借彭老总的身体健康情况，活到80多岁是应该不成问题的。
据称，会议召开前，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本来有其他的事情准备请假，但是毛主席不准假，还亲自给彭老总打电话，让他来庐山参会。事情有些时候就是这么阴差阳错，如果当时彭老总没去成，也许就不存在后来被批评的事了。但是，历史无法假设。彭老总还是遵守了毛主席的要求，上了庐山，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1958年，国民经济遭遇到困难，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于是，决定于1959年夏天，召开一次会议，大家畅所欲言，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，把国民经济拉回到正轨。所以，此次会议最初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要批判谁。
彭老总是一个心直口快、而且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他与毛主席又都是湖南湘潭走出去的老乡，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跟主席向来是无话不说，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直说，从来不拐外抹角，也不弄虚作假。
因此，彭德怀来到庐山参加会议后，他就想把自己这几年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全都一股脑儿的报告给毛主席。但是，由于会议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发言，而彭老总想说的话又太多，他觉得发言的时间有限，在会上通过发言不能把问题讲清楚、讲透彻，于是，他就利用会议休息的时间，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了下来，呈送给了毛主席。
这份报告一共有3万多字。在这份报告中，彭德怀对于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了反思，他认为，有些政策初衷是好的，但导致了不太好的客观后果，因此，彭德怀提出要发扬农村的积极性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，等等。
客观的说，彭德怀报告中的事实和观点整体上是正确的，而且，彭德怀作为我党、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，一名老党员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为党建言献策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这也是他忠实的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党员的职责。但是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封信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。
毛主席看到这封信之后，并没有立即予以回应，毛主席肯定也是在仔细思考彭德怀在这封信中指出的问题。彭德怀7月14日写了这封信，毛主席在7月16日，把这封信在会上印发给大家，本来这是一封专给毛主席的信，如今却变成了一封公开信。不过这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党内也没什么秘密，大家有问题一起讨论，也属于正常操作。
会上，毛主席让大家仔细审阅这封信的内容，并发表意见。但是他自己当时依然没有表态，所以会议代表们都不知道毛主席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会上，大多数人只是泛泛的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只有黄克诚、周小舟、张闻天这三位同志明确表了态，他们表示认同彭老总在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，并肯定了这封信的积极意义。毛主席当时仍然没有表态，暂时休会。
但是，到了7月24日，毛主席终于发言了，他的发言让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。毛主席考虑的显然不是彭老总信中所说的那些具体的问题，他考虑的是更宏观的问题，那就是彭德怀写这封信的背后，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毛主席在会上对彭德怀信中的意见进行了逐条批驳。于是，本来反思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会议，一下子调整了方向，变成对批评彭德怀、帮助彭德怀“提高思想认识”的一场大会。
会上，林总等几个人带头支持毛主席的观点，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他们称彭老总的思想出了问题。尤其是林总，他一向沉默寡言，平时不怎么爱参加党内的这些活动，但当毛主席批评彭德怀后，他一改平日的病态和沉默寡言的性格，对彭老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还有那位康姓的阴谋家，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逼迫每个人都要表态和批判彭老总。这几个别有用心之人的所作所为，其实起到了煽风点火、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肖克上将在会上也对彭老总提出了批评，但肖克批评彭老总，还在于1958年的时候，他与彭德怀因为在军队建设上面出现了意见分歧，当时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，他还被彭老总逼着写检讨书，但即便如此，肖克也不认为党内这样的斗争是好事。
所以，当时会议上的多数代表，内心还是同情甚至是支持彭老总的，只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给事件定了调，所以，为了保持团结、顾全大局，同时也是碍于各方面的原因和压力，他们不得不站队。比如，前几天就表态支持彭德怀的黄克诚、周小舟、张闻天等人，由于支持彭德怀，这次会议上也成了被大家“批评教育”的对象。
还有邓华和洪学志，他们俩都是彭老总的部下，跟随彭老总出生入死，他们不同意采取这样的形式批评彭老总，他们都以为彭老总说的总体上是实情，说了实话，而且，彭老总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但是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，他们的意见不会被采纳，邓华后来被调离了部队，洪学志被免去了总后勤部长一职，下发到其他单位。
还有就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韩先楚，他虽然在会上也不得不表态，但是从心里面还是认为彭老总说的是有道理的，由于当时局势还比较紧张，福州军区的地位比较特殊，所以当时没人敢把韩先楚怎么样，会后韩先楚还去探望了彭老总以示关心。
会议上，唯一敢为彭德怀仗义执言的，就属张爱萍了。张爱萍因有别的事耽搁，直到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，才和陈锡联一道到达庐山。到那以后，当时没有人向张爱萍介绍此次会议的状况，只是把彭老总的信发给了他。张爱萍看过后，觉得信写得好，不仅实事求是，而且分析透彻、言辞中肯，体现了一个老员对党的忠诚、对人民的关心及对祖国建设的忧虑，尤其是彭老总在信中，把他之前向彭老总汇报的一些情况也写了进去、反映给了党中央和毛主席，这让张爱萍对彭老总更加感到钦佩。1958年的时候，张爱萍就向彭德怀汇报过，他发现很多地方都存在浮夸风等情况。
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会上居然要他批评彭老总，这让张爱萍非常不理解。所以，他只是象征性的说了说，并没有就写信的事向彭老总发难，反而把毛主席批评彭老总请苏联顾问这一“教条主义”的错误揽在了自己身上。这件事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成为张爱萍替彭德怀讲话的一大证据，有人据此向张爱萍发难，但是张爱萍则称，我就是要替彭老总讲话，可惜啊，当时讲得还不够。
会议结束后，没人敢跟彭老总做一架飞机，对彭老总避之不及，只有张爱萍不避嫌，当作战部长王尚荣说：“彭老总坐的飞机还空着，没有人跟他一起走”时，张爱萍说：“走！我们跟他一起走。”
回到北京后不久，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集中批评彭和黄克诚，批彭的会由罗瑞卿主持。批黄的会，罗瑞卿叫张爱萍主持，张爱萍说：“我不适合，你让别人主持好了。我自己也有错，批判不了别人。”罗瑞卿说：“这是组织决定的。”张爱萍只好服从。但是会上，他只宣布开会，没有做任何说明。事后他表示，那次大批判，让他认识了很多熟悉的陌生人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张爱萍的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来自于此。
张爱萍为何会这么做，一种原因是他的性格就是那种敢说实话、不趋炎附势的性格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他对彭老总怀着深深的敬意。他与彭老总相识、相交了几十年，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张爱萍都在彭老总的领导下工作，而且无论在军事指挥上，还是在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上，以及在做人上，张爱萍都深受彭老总的影响。彭老总一直是张爱萍最敬佩的领导人之一。
张爱萍出生于四川达州，1910年生人，比彭老总正好小了一轮，彭老总既是他的领导，也是他的老大哥。1934年，军队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张爱萍被派到彭德怀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政委，这是他第一次在彭老总的领导下工作。在一次突围战斗中，张爱萍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，大家都精疲力竭，张爱萍也由于过度疲劳，一时睡熟，没能赶上彭老总的会议，本来以为一定会被彭老总骂的狗血喷头，没准还要受到处分，结果彭老总竟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，张爱萍这才知道，原被传说动辄骂人的彭老总，其实是很通情达理的。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，张爱萍被调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。
1935年的遵义会议，结束了以王明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。会后，新的决定：红军继续北上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张爱萍所在的红四师根据彭老总的命令，担负了掩护中央、撤离遵义的任务。张爱萍胜利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。
张爱萍在红军大学学习时，彭老总曾亲自到学校去看望他和彭雪枫。彭总和这两员爱将一边在校园里散步，一边交谈战事、国事，这让张爱萍进一步感受到了彭老总人格的魅力。
彭老总对张爱萍也是赏识有加，抗美援朝时，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总想把张爱萍要去做参谋长，但当时陈毅认为华东军区离不开张爱萍，这才没有放人，这让张爱萍觉得有点惋惜。抗美援朝的成功，更让张爱萍对彭老总是打心眼里佩服。
可惜的是，1974年11月，彭老总不幸在北京病逝。直到1978年12月，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追悼大会。张爱萍当时悲痛不已，为没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而感到无限遗憾。此后，张爱萍成为自己尊重的彭老总的接班人，担任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的职务。在纪念彭老总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，张爱萍作了动情的发言，并撰写文章怀念彭老总。2003年，张爱萍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
张爱萍刚正不阿、不畏强权、敢说实话的性格，与彭老总珍贵的友谊，给我们每个人做出了表率。
